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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届生态省建设论坛述要
贲克平 黄正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04年元月，受国家环保总局委托，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生态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协办的“全国首届生态省建设论坛”在银装素裹的哈尔滨市召开。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全国政协人口环资委副主任委员马国良、刘成果、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副局长祝光耀、中华环保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滕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石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李文华、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陆钟武、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涌、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马建章、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晓光、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田唯谦、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洪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志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崑生等应邀出席会议，本次论坛参会代表共200余人。现将论坛的重要理论述要如下：
一、关于生态省理论概念及我国建设现状
现阶段，我国在省域范围全面开展生态省规划与建设的省份主要有：海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福建省、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最近，江苏省、陕西省也开展了生态省建设的试点工作。 在上述诸省的实践中，我国生态省建设已经逐步形成了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统筹并协调省内外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从体现现代文明的生态文化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建设、在循环经济思想指导下的生态产业建设三个方面入手加以实践的框架。 生态省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次重大创新。从我国目前已经开展的生态省建设的实践来看：首先，生态省建设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八项任务：即“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解决贫困问题；改善增长质量，改变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问题；千方百计地满足人民对就业，粮食，能源，住房，水，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需要；把人口限制在可持续发展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技术发展要与环境保护相适应；把环境和发展问题落实到政策、法令和政府决策之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相吻合。其次，我国建设的生态省中的“生态”两字的理论内涵非常丰富，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自然生态的含义，而已成为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的载体。生态省中“生态”两字至少包括生态文化、生态环境、生态产业三方面的内容。生态省建设不再是单纯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而且涵盖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建设，生态产业发展（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文化建设等方面，涉及各部门、各行业以及各学科。也就是说，生态省建设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要求，是在区域水平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平台和切入点。我国将通过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等建设的有机结合，以形成不同规模与不同层次的可持续发展试验区，这也将为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提供新的平台和切入点。 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开展生态省建设的时间并不长，关于生态省建设的理论、规划、设计和管理机制还不够成熟，许多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
二、关于生态省建设理论的原则规范问题
生态省建设是我国一项全新的探索，从理论规范的原则上主要有： （1）注重五统筹原则。生态省建设必须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即以新的科学发展观，也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做好五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方面的统筹原则缺一不可。 （2）讲求生态经济效率原则。建设生态省必须使人们牢牢树立生态经济效率的理念，只有树立此理念，才能卓有成效地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生态经济效率是以最少的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生产最大的价值。它是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于1991年提出的。其原意是企业的一种管理战略，把企业的融资运作与环境运作结合起来，使企业以最小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生产最多、最新、最好的产品和进行完善的服务。 （3）全面贯彻生态省经营中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重原则。在生态市建设中，人们往往注意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农业园区、环保设施等硬件建设，忽视生态文化、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公众意识等软件建设。要努力营造人人关心生态环境，监督政府决策和企业行为的良好氛围。 （4）坚定不移地以“三零”原则作为生态省建设的目标规范。我国生态省建设的最高标准是实现省域内“生态赤字为零、环境胁迫为零、自然—社会—经济协调能力超过临界约束概率为零”的三零目标。因此，各生态省的经营必须体现：人与自然的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平衡、建设与保护的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平衡、物质生产与人的文化素养的平衡、外在形象与内涵精神的平衡。以便最终形成合理的全方位经营体系。
三、关于我国生态省建设的工作重点问题
就宏观而论，我国生态省的形成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全面建设： 第一，体现现代文明的生态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变革不仅涉及到物质生产的转型和环境的恢复与重建，更涉及到人们自身的发展观、价值观、消费观、生活方式以及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根本转变。构建体现现代文明的生态文化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生态省的驱动力。 生态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完善的生态法规体系和健全的生态管理体制，普及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教育，培育和引导生态导向的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形成提倡节约和保护环境的社会价值观念。 生态省建设的主体是人，而人的行为又受其观念、意识所支配，生态省的实现离不开广大民众，特别是领导决策层生态意识的提高和积极参与。因此生态文化建设最首要的任务是确立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价值观，在广大民众以及领导决策人员中普及和提高生态意识（包括系统意识、资源意识、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等），倡导生态价值观、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最终克服决策、经营及管理行为的短期性、盲目性、片面性及主观性，从根本上提高生态省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 具体实践过程中，使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法律化、程序化，为公众参与提供保障；加强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完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关的技术标准和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结合国情与省情，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探索、完善；引导民众采用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实施文明消费，统筹兼顾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效益，实现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建立一种于人类的生态安全、社会责任和精神加之相适应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前提，因此也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生态省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最明显的外在特征。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一方面表现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大气环境、水体环境、声环境等都能达到较高的标准，固体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置，从而表现为天蓝、地绿、水碧、整洁、安详、宁静，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物理生活环境；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具有结构合理、数量充足、功能完备的自然生态体系，不仅可以为居民的休憩提供优美充足的场所，还能够使原本受到破坏自然过程得以恢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环境净化等方面，充分发挥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 在生态省建设过程中，各地应当因地制宜，通过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构建山川秀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体系，打造优美人居环境的生态基础，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建设数量充足、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自然生态体系。 第三，在循环经济思想指导下的生态产业建设。发展循环经济是生态省建设的核心。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在这种传统经济的理念下谈可持续发展，只能是进行“保护”和“末端治理”。与此不同，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反馈式流程，使物质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在物质循环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赢”的根本途径。 在生态省建设过程中，开展循环经济思想指导下的生态产业转型，需要加快制订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特别是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与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制订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包括大力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充分体现循环经济思想的生态产业园。 循环经济的实现，需要三个层面上的努力：在企业层面上，推行清洁生产，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及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在区域层面上，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建立生态产业园区；在社会层面上，使物质和能量尽可能地在农业—工业—社会生活中实现良性循环，并高度重视社会消费这一环节，通过废旧物资的再生利用，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循环。
四、关于生态省建设的理论热点问题
生态省建设理论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就是在评价生态省的建设成果时要充分考虑生态资本的积累。 生态省建设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生态省建设成就的评价也是十分复杂的，难以用简单的指标完成，特别是不能以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为主要指标，而应当充分考虑发展的协调性和生态资本的积累。目前的经济核算与发展评价中，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论探索。 一是要扣除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损耗与环境污染成本。现行的GDP核算如果站在资源和环境经济的角度来看，具有重大的缺陷。现行的GNP/GDP核算的公式为GNP=C（消费）+I（国内投资）+G（政府支出）+X（出口）+M（进口）。这里政府支出部分涵盖范围广阔，把污染治理和防治费用，灾害的预防和补偿费用都包括进去，这样就会出现污染愈大GNP/GDP愈大的怪现象，假如加上由污染带来国民健康损失而产生的医疗保险费用，最后会使核算数值更加高。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环境损失为代价的，如果将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环境破坏和资源损耗的损失扣除，真正有效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比现在要少得多。据水利部研究，1998年度，我国水污染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失总量高达2475亿元，占当年GDP总量的3.1%。据研究，温州市1997年GDP比1996年增长18.76%，如扣除当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后，增长率下降为13.05%，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使该市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29亿元，而且这种影响将持续多年。对于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基础和价格难以确定，是造成自然资源目前难以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已实行排污收费制度多年，但长期处于“欠量补偿”的状态，即收费大大低于治理成本，更低于生态环境损失，没能体现环境的价值。资源价值是资源经济管理的基础。由于缺乏这一基础，使得环境经济政策收效并不显著。《21世纪议程》提出“应在所有国家中建立环境与经济一体化的核算系统”。采用环境核算体系和评价自然资源价值是实现环境、资源、市场配置的关键，但直到目前，这项工作在我国乃至在世界范围均未取得实质进展。 二是要估算生态环境建设效益的外部性。生态建设属于外部经济效益。外部经济效益是指不通过市场交换，某一经济主体受到其它经济主体活动的影响，其效益被有利者称为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cs），如林业部门栽树水利部门受益，旅游业旺服务业受益：其影响无利而有害者称为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cs），如水土流失、大气污染等公害。森林生态系统能给社会带来多种服务，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固定二氧化碳、提供游憩、保护野生生物等，因此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属于典型的外部经济效益。目前，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证明：生态建设价值主要表现在其作为外部价值上，而不是表现在作为生产的内部经济价值上。外部经济价值能影响市场经济对资源的合理分配。因此，在部门分割和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下很容易得出生态建设是赔钱的事业的结论。 三是要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效益的非市场部分进行科学的估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具有多样性，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质原料，而且参与到生物地球循环中来，支撑和维持了整个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它向人类提供的服务（洁净的空气，水等）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购买与消费的服务不同，只有一小部分进入市场进行买卖，大部分生态服务是公共品，无法进入市场甚至在市场交易中很难发现对应的补偿措施，价值得不到体现，人们恣意享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对环境欠下的债越来越多。美国Constanza等人利用多种方法测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出全球生态系统每年能够产出的服务总价值为16~54万亿美元，平均为33万亿美元。33万亿美元相当于1997年全球GNP的1.8倍。 四是要充分估计生态环境建设中市场运作的增值潜力和由于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效益。例如由于循环经济的“闭环效应”和3S系统在节约资源和增加收益方面的效应，以及由于产品达到ISO14000等国际标准，在食品安全等方面得到了增值。
五、关于生态省建设的理论难点问题
当前，在市场经济引发自由竞争条件下，人们的任何经济活动几乎均为追求其经济利益最大化，污染企业主利用我国环境的社会共有性质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在自身排放污染物并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却使社会公民的生活质量下降，即使他人的生活成本提高。这便形成了污染企业主获利与社会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不对称，经济学将其称为外部不经济。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一方面，这种外部不经济现象不可能在短期内由于技术路线的改变得以转变，企业主也不可能因为污染物的排放而止步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污染治理方面，经济学意义上理解的污染与生态学意义上理解的污染也存在差异。经济学将污染定义为“外部不经济”，即未经协商就强加给他人的成本。并非所有的废弃物都造成污染，只有“当人类系统的排放量超过了非人类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并将导致这些系统的生产力下降”时，人类排放的废弃物才构成污染。这一定义意味着，对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污染进行治理时，需要有一个度。在这个度之内的污染不需要治理，超过这个度时才需要治理。污染并非要完全治理，并非一定达到生物学所希望的“零污染”或“零排放”。因为经济学主要讲求的是投入产出效率。即使是从外部性来说也是如此。有效的解决方案是：一是通过制度安排，使社会共有环境的产权通过法律规范明晰化，也就是说，要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根据其外部性进行相对合理的定价，并依其价格进行等价交换和有偿使用。二是政府有关部门要测算出治理污染所要支付的成本费用，无论是政府一方代表社会来治理污染，还是企业主一方对污染进行治理，均需要投入相应的资金。治理污染所形成的社会公益效应，正是国民生态环境福利。政府要在两者之间进行衡量，以确定污染治理的度。在当前我国生态省建设中，对环境价格及污染治理各方资金支付额度和相应治理力度的界定，正是理论界探索前沿的难点问题。
——2003年资源与环境经济论坛综述
成金华 吴巧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人文与经济学院，武汉，430074）
由中国地质大学主办，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协办的“资源与环境经济论坛”于2003年11月1~2日在武汉召开，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增长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政策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的见解，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总结世界各国工业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和有利条件，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的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内涵非常丰富，与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传统工业化道路具有本质的不同。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就新型工业化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资源环境管理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南京大学任保平博士后指出，中国工业化面临信息化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工业经济竞争力的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新型工业化的目标是加速完成工业化和提高工业的现代化水平；其任务包括：促进工业化进程的深化、加快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和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其内容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可持续发展指导工业化、以技术进步推动工业的现代化和实现充分就业。中国地质大学成金华教授认为，中国是在进入工业化初中级阶段提出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中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意味着既不能走自己原来那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老路，又不能照搬西方国家传统工业化模式，必须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和传统工业化都依赖资源和环境基础作支撑，新型工业化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但必须进行资源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中国已进行了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21世纪初中国资源环境管理要进一步强化产权约束和政府规制，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郭凤典教授认为，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同时在我国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试点可以看到，发展循环经济是新型工业化的一种发展战略。复旦大学戴星翼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循环经济的运行基础是价值链不发生断裂，也就是说，物质运动的每一个交易环节上应该产生利润。当一个环节上无法产生利润时，断裂就会产生，让价值链得到修复的两个条件，一是完善经济运行制度，使外部受益得以实现，二是重建一个社会的产业，使循环具有更高的价值。大连理工大学徐大伟教授指出，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兼具微观、宏观和宇观思想的、以“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矛盾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另外，其他的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高红贵认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客观必然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发展循环经济符合国情，体现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发展环保产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措施，也是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湖南理工大学的朱沁夫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当注意这样一些问题：在思想认识上要有根本性的转变；对现实要有清醒的认识；行动上要有切实可行的方法。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杜新波认为，在目前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现行征地制度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顺利提供土地资源保障，并引发了许多征地矛盾，通过相关制度的创新，如界定“公共利益”，建立和完善补偿机制和征地程序，设立农地发展权制度，有利于扫除新型工业化道路土地资源供给障碍。
二、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伴随人类生存性矛盾的嬗变，人们对于发展观念的认识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环境与生态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自然财富保护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于一般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性，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与调整人类原先确立的一系列财富理念、经济目标与环境政策，沿着人类对生态环境重要性认识的过程，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发展观”。目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共同理念和目标，如何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就成为了与会代表讨论的又一热点。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指出，中国区域发展的新趋势是：迈向全面、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即从较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综合考虑经济、就业、社会公平、环境目标的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全国范围内区域一体化，发挥统一的市场机制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更加强调国家对区域差异的系统管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指出， SARS危机既是20世纪生态破坏积累的严重后果，又是21世纪生态危机发展的最新形式与重要标志，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恶化的必然产物。它的生态成因就现实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的生存方式和经济社会行为，现存的人类生存方式具有毁灭性和自杀性，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方式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制胜法宝，又是人类灾难的深刻根源。SARS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是，从根本上说，是人类需要一场深刻的生态革命，推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变，实现人类生存方式的全面生态化；其关键在于经济领域里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生态革命，实现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全面生态化。中国地质大学张锦高教授认为，从人地关系系统来看，人地关系协调论是基本的人地观，可持续发展是在人地协调论的指导下对人类行为的具体规范，包括公平性、可持续性、协调性、高效性、可控性和总体性，可持续发展以资本为基础依托，可持续发展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加工资本和自然资本四大资本之间的结构优化和增值的过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严立冬教授认为，生态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重要条件和可靠保证，基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与经济可持续性增长障碍因素分析，要提高生态创新能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性增长，当前应特别重视和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着力提高生态创新生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性增长；二是注重保持生态环境持续力，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增长；三是保持生态资源持续利用力，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四是重视生态创新综合管理能力，进一步推进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北京理工大学史东明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经济制度发生着重要变迁，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不仅反映当时经济主体的意志，体现为一定的规章、条例、行为准则、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等，而且反映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成功的政府政策必须关注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变迁动力，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与制度变迁有联系，又需要通过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来加以解决。除此之外，来自武汉市社科院、河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西安邮电学院等单位的学者也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看法。
三、中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实证分析
21世纪，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人口三大高峰相继来临的压力、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日益恶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及现代化的急速推进、区域的不平衡加剧等，都将影响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把握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已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也是本次论坛深入讨论的焦点问题。南开大学原新教授认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面临六大挑战，即人口总量巨大、劳动力资源异常丰富、老龄化迅速和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出生性别比偏高导致总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发展区域不平衡、低生育率的走向。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关凤峻研究员指出，中国矿业经济具有最显著的三个特点，一是矿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二是矿业经济具有“二元结构”特征，三是单纯的矿产品商品经营，基本还没有资本经营。针对中国矿业三大显著特点的政策建议是：一是高度重视中国矿业产业的发展，为其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二是加大矿业企业改革力度，组建矿业企业集团，作强作大中国的矿业企业；三是降低矿业融资的门槛，使中国矿业企业尽快实现产品和资本的双项经营。中国地质大学吴巧生博士介绍了他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安全态势的研究成果，其总体评价结果为，依赖性评价偏向于较高风险，基础性评价偏向于安全弱势，也就是说，中国油气资源安全存在对外偏向于较高风险依赖的安全机制，但自身抵御风险的基础能力较弱，处于安全均势到安全弱势之间的状态。并认为，为了提高中国油气安全程度，应采取以下油气安全战略，即油气产业市场化战略、油气资源全球化战略、油气资源金融化战略、油气资源储备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华中科技大学刘年丰教授介绍了采用环境经济学价值评价方法，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襄樊市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部分影响货币化结果表明，中线调水对襄樊生态环境价值损失是很大的，调水95亿～145亿m3/a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达116.38～154.25亿元，考虑支付意愿，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达62.05～81.13亿元。河南大学高建国教授以河南省为例，通过对河南省的人口、教育等方面的分析，认为，当人口大省的总人口数超过一个亿时，即将该省划分为两个省级行政单位，则有利于该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其他一些学者也分别就我国水权制度、资源型企业的管理、西部资源环境产业发展等问题做了发言和讨论。
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10多年来，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推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一是引入计量经济和数量分析方法，开展各种实证研究，推进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二是紧密联系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实际，开拓新视野，拓展研究范围，加强学科交叉，融入中国经济研究的主流，加强研究力量的整合，重点开展学科前沿问题的研究，在基础理论的创新方面不断有新的突破。三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国内学术交流，不断丰富学术营养，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学科分析工具，规范学科术语和专业概念，出版权威教材，构建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体系。四是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形成学术界与政府的交流平台及对话机制，发挥本学科在区域发展规划及政府决策中的应有作用。五是积极培养学科带头人，尤其是中青年学科骨干，营造开放、民主的学术氛围，造就更加丰富的智力资源，在学科队伍的建设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建议国家适当增加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数量，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的参与，对该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两岸环境保护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沈满洪 由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中国农村经济学会等八家单位协办、台湾清华大学承办的“两岸环境保护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于2003年10月25日—26日在台湾新竹市烟波大饭店召开。100多位两岸学者与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 滕藤、中国农村经济学会会长杨雍哲、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刘思华、李周、赵景柱等23位大陆学者应邀参加会议并作大会发言或评论。会议围绕发展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和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等专题进行了认真研讨，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发展区域生态经济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研究员在其以“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整合方法”为题的报告中指出，行政区域是一类以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体，有其固有的生态动力学机制和控制规律。生态政区建设是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生态整合过程。他将传统的发展模式称为“破碎”的模式，必须通过竞争、共生和自生运行机制的整合，物态、心态和生态发展目标的整合，技术、体制和行为调控手段的整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 中国社科院滕藤和李周研究员递交的《大陆生态经济与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一文，阐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分析了东亚经济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维持和提升经济竞争力，二是克服生态危机。要完成这两大任务，要清楚界定资源产权，消除公地悲剧；要消除价格扭曲现象，使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利用的生态成本；要积极开展氢基能源替代碳基能源的技术创新，主动迎战石油危机；要积极开发以重组DNA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创新。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杨雍哲会长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大陆农业和农村经济要走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在发展战略上进行历史性重大调整。主要包括：大规模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以加强生态建设，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力推进农业区域布局调整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农产品品质结构以维护消费者健康和减轻环境的负面影响，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以扩大森林面积，实施城镇化战略以减轻人口对农村和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环境的压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认为，从生态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来说，关键是企业，也就是绿色企业。所谓绿色企业就是合理、充分、节约地利用资源，企业产品或服务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负效应为最小化甚至无害化及其废弃物多层次综合利用达到无害化的企业。绿色企业的标志有：实施绿色战略，开发绿色产品，奉行绿色设计，采用绿色技术，进行绿色制造，建立绿色核算制度，建设绿色文化，实行绿色管理。 中国科学院董锁成研究员等认为，中国西部地区面临双重挑战：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发展生态经济是西部地区面临“两难”选择的超常规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特别要注重实施多元化超常规的生态工业化战略和非均衡重点突破的区域生态经济布局战略。 西北农林大学白志礼教授在谈及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对策时强调了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必要性。他建议，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生态补偿税，建立生态林收购制度，积极研究生态补偿的标准和年限等。 浙江大学沈满洪教授以杭州市转塘地区为例，指出了该地区之所以成为“经济洼地”，是因为它是杭州市的水源保护，是钱塘江的泄洪区（历史上），是旅游资源密集区，因而它成为生态保护的重点区。但是，该地区为保护一江春水和优美环境放弃了发展某些产业的机会，这一机会成本应由受益者补偿，也就是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具体补偿方式既可以是货币补偿，也可以是项目补偿和技术补偿。
二、关于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台湾大学林宴洲教授等指出，生态旅游着重于旅游过程中导入教育思维以规范游客行为，建立其对环境有所贡献，而在资源供给面，则尽可能寻求最小冲击，使当地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均受益。他们通过对阳明山公园的分析，提出了生态旅游的四大策略：以渐进式的生态旅游正面态度教育居民与游客；分区、分主题规划可供多重选择的生态旅游路线；从环境、满意度与民众认可等多角度，进行生态旅游的环境管理与评估；建立反馈机制，以提供居民与当地旅游业者的最大利益。 台湾东海大学赖明洲教授和台湾发展研究院的薛怡珍副研究员阐述了发展生态旅游的可行性评估的九大原则：无干扰或少干扰的自然区域原则，对环境影响冲击最小的原则，建立环境意识的原则，直接或间接贡献于目的地的环境保护的原则，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目的地传统文化的原则，充分满足生态旅游者的旅游需求的原则，真实性、伦理性的经营理念的原则，实现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 台湾世新大学观光系颜家芝副教授以玉山公园为例，就“公园旅游冲击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专题作了规范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她提出了建立冲击评估制度的建议。她指出，由于社会环境冲击难以制订客观的量化标准，因此，建议在传统文化方面除了委托专家进行长期的实质性检测研究外，更应定期进行居民与游客的意见调查。调查项目应包含对原住民居住环境的影响，如游客干扰日常生活、噪音垃圾等环境污染、公共设施使用量不足等；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建筑景观散失特色、传统技艺及风俗习惯的流失、固有意识形态的抗争等。 台湾营建暑丁育群副暑长分析了台湾高山旅游资源管理中存在的六大课题：研究与调查等保护经费严重不足，导致登山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尚不明确；高山管理单位不同，导致管理步调不一致；政府人力精简政策的推动，导致基础服务人力不足；民众登山观念及认知不足，导致对登山环境形成冲击；登山道路尚未系统分类，导致无法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生态旅游方兴未艾，但尚未结合当地社区资源推动。 台湾农业委员会黄裕星参事预测了森林生态旅游的效益：提高游息体验品质，增加户外游息选择空间；提供自然学习场所，建立安全自然游息及登山环境；舒缓游息压力，降低环境冲击；活络山村产业经济，创造多元就业机会；保存原乡文化，凝聚族群共识。同时，他提出了森林道路建设的若干策略：全面调查规划，完善森林道路发展计划；建构兼顾生态性和安全性的森林道路系统；发展多功能森林道路系统，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平衡城乡发展，开拓多元参与。 高雄大学曾梓峰副教授和蔡宗秀助理教授研究发现，生态旅游能够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牵涉到社会发展视野的变动和社会发展典范的翻转。其中，“福祉社会”的发展典范与“社会经济”的论述视野应取代“福利社会”成为区域活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中国农业科学院蒋和平研究员将生态旅游农业定义为“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高效产业”。这种产业的特征为：功能齐全，双重效益；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回归自然，身心享受；科技特色，高效农业。他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为例，提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坚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并举。
三、关于发展绿色食品产业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王建平副主任指出，绿色食品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特定生产方式生产，经过专门机构认证，许可使用绿色标志商标的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在中国大陆，绿色食品实行“两端检测、程序控制、质量认证、标识管理”的基本制度。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刘志扬研究员认为，推动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必须构建规范的绿色农产品保障体系。包括：建立与国际绿色农产品相衔接的标准体系，建立科学高效的监督监控体系，建立快速反映的绿色食品营销网络体系，建立相互贯通的绿色信息服务体系，建立务实高效的绿色食品指导管理体系等。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黄献光副研究员分析了世界有机食品的消费与贸易。十年来，全球有机食品市场的年增长达20%到25%。据ITC估测，全世界有机食品和饮料零售总额1997年约100亿美元，2000年增长到175亿美元。由于一个国家有机食品的消费量并不等于生产量，多数发达国家受国土面积和气候条件限制，有机食品消费相当部分依赖进口。目前欧美等国每年进口有机食品约80亿美元。由此可见，两岸发展有机农业具有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 华中农业大学张俊飚教授认为，中国大陆西部地区发展绿色农业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也拥有良好的社会机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对自身的缺点认识高于对优点的认识，导致了“一叶障目”状况的产生；宣传不够，使绿色农业发展的环境氛围尚未全面形成；西部地区处于内陆腹地，与国际市场或大中城市的运输距离相对较远；投资缺乏和技术嫁接不够，使西部地区绿色农业发展水平提升困难。他指出，西部地区只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投资力度、拓宽市场空间、提升科技含量，就一定能够提高发展绿色农业的竞争力。 台湾佛光大学李元和教授指出，台湾绿色食品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所生产的产品项也不多，但为确保消费者的权益，政府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发展绿色食品，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障碍。要使有机农产品获得消费者的喜爱与信赖，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建立有机农产品验证制度与体系。 南京农业大学郭忠兴博士也指出，绿色食品产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政出多门，组织管理体系不统一；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志种类偏多，不利于消费者识别；标准制定缺乏前瞻性，不能适应生产和市场需要；重视绿色产品申报，忽视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志管理。因此，要改革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志制度，加强标志管理。
本次会议既有严肃认真的报告，又有针锋相对的批评，还有轻松活泼的讨论，取得了良好的研讨效果。研讨活动每100分钟为一个场次，每个场次有四位报告人，每人报告时间不超过15分钟，然后由一位专家作5分钟的评论，每个场次进行20分钟的自由讨论。
[作者简介]沈满洪，男，1963年2月出生，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浙江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从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研究”等20多个项目的研究，在《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发表《环境经济手段研究》（独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合著，第一作者）等论著多部，4项成果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
沈满洪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或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310027； 联系电话：87952109(O),88253041(H)； 电子信箱：smhsmh@zju.edu.cn
于法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首届环香格里拉生态区绿色产业高级论坛于2003年9月25日至27日在云南省兰坪县普米族白族自治县召开。会议由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主办，兰坪县普米族白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来自北京、昆明、成都等地的专家、学者、政府领导、企业家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34篇论文。 举办这样一个论坛，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方式与途径，使环香格里拉生态区这份独特的生态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使环香格里拉生态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更加显著，使环香格里拉生态区的绿色产业的发展更快捷、更健康。“三江并流”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而兰坪普米族白族自治县处于“三江之门”，在“三江并流”遗产区开发保护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选择本次论坛在此举办的出发点。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滕藤主持了25日的开幕式，中国生态经济学会顾问石山致开幕辞。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周主持了论坛的发言与交流。 首届环香格里拉生态区绿色产业高级论坛，围绕着发展绿色产业这一主题，从发展战略、项目规划、食品安全、生态旅游、农牧发展、矿业开发等方面探讨了环香格里拉生态区的绿色产业发展之路。 在开幕式上，石山先生发表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考”的学术报告，他强调必须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而不是做典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将带来民主政治的巨大进步。 兰坪县委书记杜绍林先生介绍了兰坪县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兰坪在环香格里拉生态区中的地位和作用，兰坪县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兰坪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州的东部。地理坐标为东经98°58′～99°38′北纬26°26′～27°04′，幅员4325平方公里，辖4镇4乡104个村民委员会801个自然村,人口20万人。居住有白族、普米族、怒族、汉族、傈僳族、彝族等14个民族,少数民族占93.5%。他的发言使与会代表了解兰坪，为兰坪发展出谋划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国家林业局造林司曾宪芷处长和农业部规划设计院杨邦杰副院长分别代表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介绍了中央政府和所在部局的工作重点和有关的项目，这些信息对于环香格里拉生态区和兰坪县寻找发展绿色产业的机会，具有一定的价值。 许世卫教授的报告运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论述了他们研究中国食品营养安全的研究方法、主要结果。他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食物安全的现状，提出了基本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向富裕阶段过渡等不同时期食物安全的目标，并且提出了保障食物安全的战略对策，一是依靠科学技术，加强对食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食物综合供给能力；三是完善食物标准体系，保证食物质量安全；四是理顺关系，建立一体化的食品工业管理体制；五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治理力度，促进食物可持续发展；六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国家食物安全保障制度；七是充分合理运用WTO规则，提高食物国际竞争力；八是全面普及营养知识，科学合理引导居民消费；九是建立食物安全预警系统，加强对食物安全的有效调控。许教授的报告给我们的启示是：做好一项工作，首先要弄清楚做什么？然后要弄清楚做多少，而不是越多越好，但更重要的是找到并确认怎样做好工作的一套措施。 中国食用菌协会的张季正教授认为，食用菌栽培技术成熟、栽培原料来源广泛，同时，食用菌的生产是个“短、平、快”项目，而且不占据良田，更重要的是发展食用菌能充分发挥兰坪县的天然气候条件，特别是大力发展反季节食用菌产品。同时提出，兰坪发展食用菌应处分利用其野生珍贵的食用菌资源，瞄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展，树立自己品牌。张教授还提出了实施食用菌发展项目的具体思路和措施。 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田有连教授，在考察了该县的铅锌矿之后认为，该县开发矿产具有广阔的前景，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与政策建议，并表示将积极参与环香格里拉和兰坪县绿色产业建设的意愿。 成都理工大学的朱创业教授认为，在环香格里拉生态区内实施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与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有利于调整区域内生产结构、经济结构；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该区域农牧生产、生活水平；同时，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该区域独具色的自然资源、民族文化和区位优势。并提出了“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联合开发的战略思想：区域联合、统一规划、创新合作；严格保护、同步开发、协同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云南大学杨桂华教授在报告中，以中甸县推出香格里拉为例，提出了打造品牌的重要性和价值。她认为，香格里拉旅游开发的条件集中表现为高品位及高知名度的旅游资源、良好的旅游开发机遇、脆弱的生态环境、贫困的社会经济，应在保护第一、精品备战、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等原则下，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来设计开发生态旅游示范区。同时指出，一旦把问题引向究竟有没有香格里拉，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的争议上，就偏离了打造香格里拉这一品牌的初衷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周研究员论述了绿色产业的产业特征和绿色产品的消费特征，绿色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绿色产业为什么要靠市场机制来诱导，以及政府、企业或农民合作组织、农民和科研人员在发展绿色产业中的角色和任务。 中国农业大学史德宽教授论述了在农牧交错带发展绿色产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前在学术界普遍重视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研究，而没有注意到南方的农牧交错带研究，他呼吁应尽快在环香格里拉生态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为该区绿色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兰坪县旅游局局长杨世鲜先生在题为“兰坪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精髓，普米族原始山岳生态智慧”的报告中，分析了普米族生态智慧形成的历史、宗教和社会基础，阐明了普米族生态智慧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开发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采取政府引导、社区参与、市场推动的原则，对普米族的生态智慧进行科学合理和创造性的开发利用，将著名的罗古箐风景区建设成具有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生态保护、生态启蒙以及扶贫的多功能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基地，介绍了兰坪县发展生态旅游的独特优势和令人振奋的远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于法稳博士做了题为“建立生态文明，发展绿色产业”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以学院派的风格论述了生态文明的由来、内涵和外延，阐述了生态产业的体系，并根据兰坪县的实际，提出了在环香格里拉生态区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思路：即对生产的绿色食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生产必须按照严格的技术规范与标准进行、生产绿色食品的龙头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销售能力、建立灵活多样的市场营销、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树立良好诚信的产业形象、创立具有自己独特的产品品牌。所有这些都为大家的思考提供了充分想象的空间。 香格里拉县委副书记阿睦表示，对于环香格里拉生态区来说，保护生态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这一地区的人民有责任为这块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作贡献，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和率先富起来的人更有责任为这块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作贡献。阿睦书记代表香格里拉县提出了承办下一届论坛的愿望，同时提出要在论坛之前开展有关的调研，使论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本次论坛得到了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族报、西部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党校《学时时报》、农民日报、中国食品报、中国经济时报、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怒江州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报道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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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3日，由王耕今倡议发起，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组织的“中国水利问题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召开，王耕今主持会议，石山、卢耀如、郭书田、沈坩卿、何乃维、张有实、林自新、宋宗水应邀出席。会议就我国水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内容详见《生态经济通讯》2003_6 2002年10月16日，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举办专题座谈会，就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的新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进行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农业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科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中国农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此书发表感想和意见，纪要如下： 一、基本评价 布朗先生以关注世界前途为己任，以广阔的视野观察和研究全球问题，形成了独到的观点和结论：第一，对现行发展模式提出质疑，主张抛弃以化石能源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产品用后即弃的经济，代之以太阳能、氢能为基础，以轻轨铁路为骨干、资源可循环利用的生态经济。第二，“中央计划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所以，用生态中心论取代经济中心论，宛如当年“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一样，将在人类史上留下重重的烙印，并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第三，生态系统为我们提供的服务比为我们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为了更好地利用生态系统的价值，必须发展生态经济，并采取控制人口、财政转移、赋税转移、发展轻轨、风能、氢能利用等一系列措施。 布朗还特别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成功地提高了其食物消费水平且大范围地减少了营养不良症，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淡水鱼共生养殖的经验“是全世界高效生产动物蛋白质的一个样板。”中国在遏制气候变化、减少碳的排放量方面“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他预祝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创造出更多可供全球效仿的模式，并深信：只有中国有美好的前景，全球才会有美好的前景。同时，布朗对我国发展汽车和刺激纸消费等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希望中国能重视他的话语的“警示”作用。 为了写好这本书，布朗查阅了大量文献，引用了432人次的数据和资料，做了60多页共713条注释，体现了他治学严谨，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学风、文风。 作为一个自然保护主义者，他不仅借助于著述呼唤公众保护生态环境，本人也身体力行。他把巨额资金留给研究所，用于工作上的开支，自己的住房仅为一室一厅，他不买汽车，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这种精神值得激赏。布朗主要研究生态经济，作为同行，我们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推行生态经济革命 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然而，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在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人类不得不面临四大生态系统全面告急、物种大量消亡、温室效应加剧，地下水枯竭，面临土地沙化和海水入侵的两面夹击。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必须推行生态革命。这是一场全局性的革命，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这是一场亟待推行的革命，需要世界各国尽快形成共识。 这场革命的任务是在地球未被破坏到不可修复之前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使人类社会和全球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场革命的核心是将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并据此改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改变城乡建设和生活消费的理念。布朗关于生态经济特点和各方面新变化的详尽地阐述，以及对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为我们理解这场大变革的深度与广度，提供了帮助。建设生态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一个整体规划，要有计划地组织实施并持续地进行下去，才能完成。 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一直与自然生态环境相联系，而且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正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为了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必须合乎生态学的基本规律，生态演替需要考虑经济学的要求。 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创新，认识在深化，概念在更新，以人类彻底解放为宗旨的共产主义运动同重建人与自然新同盟的生态运动这两大历史潮流的统一，将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为了推进生态经济的发展，国家要制定鼓励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政策，引导企业走环保道路；要组织研究并总结出适宜中国的生态经济模式和机制；要大力宣传21世纪是生态文明世纪，尤其使广大干部能够真正有所认识。 三、改善生态经济发展环境 2001年，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的学者访美时曾向布朗先生提问：中国目前民间存粮已达5亿吨。不是要进口粮食，而是要设法扩大粮食出口。这是否说明你以前的预测存在错误？他在回答是：你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看到粮食产量的增加和过剩，看到粮价的下跌，有理由持乐观态度；我作为一位生态学家要提醒你的是，评估经济成就，必须考虑土地过度垦殖，地下水过度抽取，以及化肥农药污染导致的生态成本，进而考虑这种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在现实中，一部分经济绩效确实是由生态成本延期支付带来的。据中国科学院牛文元教授研究，2000年的经济增长，扣除“生态赤字”的“贡献”后的GDP增长为常规GDP增长的78%。很显然，剔除隐含在生态成本延期支付背后的“虚增长”，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统一，有利于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迈入可持续发展轨道。由于经济增长中的可持续部分和不可持续部分是通过两个GDP的比较加以确定的，它们之间的差值越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越弱，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小，则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越强，所以两个GDP指标是缺一不可的。原义的GDP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概念，自不待言，调整后的GDP通常被称为“绿色GDP”（GGDP）或“生态GDP”（EGDP）。 此外，推动生态经济发展还需要进行价格改革，使市场价格包括生态成本；进行税收改革，要损害环境者纳税；调整财政补贴政策，使生态建设者获得转移支付。这样做下去，人们就会形成生态有价的理念：使用它要缴税，破坏它要受罚，做贡献有回报，这比宣传教育的作用要大得多。 关于生态补偿，中央已经从财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需要改进的是：改变固定补贴标准的做法，将政府补贴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招标的形式，找到要价最低的社区(或企业、农户)，使一定数量的政府资金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四、促进生态经济发展 20多年前，著名学者许涤新同志为倡导和推行生态经济理念而大声疾呼是有远见和勇气的。布朗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与我国学术界的观点不谋而合，证明我们的工作与世界潮流的一致性。布朗用生态经济的思想推动生态经济建设的实践，与中国这些年来的做法也是一致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生态经济实践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生态农业，起步早、规模大、效益好，已经由生态户、生态村扩展到生态乡、生态县，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区域生态经济建设也卓有成效。在建设生态农业县、生态示范县和生态市等活动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上，一些省、市、自治区纷纷提出建设生态省、生态经济区、绿色经济强省等战略设想并积极组织实施。中央也明确提出在2050年前，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实现山川秀美，江河清澈。基于生态时代正在降临于中华大地的事实，我们有理由作出21世纪将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判断，即人类将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经济则是生态文明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布朗指出，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如果按照西方发展模式，每户拥有一辆汽车，个别户拥有两辆汽车，人均水产品食用量达到目前日本人的食用水平，人均纸消费量达到发达国家现有水平，全世界的石油、水产品何纸张都给中国也不够中国用。布朗据此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不适宜中国，不适合印度，也不适合其他发展中国家。 平心而论，我国政府的认识是很清醒的。1992年巴西会议之后，我国政府率先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把保护环境列为基本国策。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之后，中央又采取了一系列只在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措施。然而，我国仍在某种程度上承袭发达国家的“用后即弃”的经济模式，生态仍在继续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食品及其它商品的包装愈来愈讲究，城市垃圾愈来愈多，等等。 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并花大力气将其解决之，决不能认为宣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万事大吉了。 五、需要商榷之处 有人认为，布朗把经济视为环境的子系统不很准确。简略地说，要处理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即许涤新先生提出的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系，当两个规律发生矛盾时，经济规律要服从自然规律。 有人认为，随着持续的快速发展，我国不仅将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且有能力解决好汽车、能源、水产品、纸张等一系列令布朗先生担忧的问题。我国的“三北”防护林建设、防沙治沙工程、太阳能利用都搞了数十年了。布朗先生不了解这些情况，因而对中国目前进行的生态经济建设成就估计得太低了。 有人认为，要求作者的阐述上面面俱到，每句话都说得非常准确是不切实际的。总的来说，像布朗这样著名的作家，能够勇于实事求是地改变他对中国的一些看法，比较全面地、正确地宣扬他的主张体系，是很有意义的。
2002年8月20日至23日，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在甘肃兰州共同举办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五届二次年会暨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加拿大的108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 年会的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研究员主持。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滕藤教授首先致辞，并以《生态经济与相关范畴》为题作了专题演讲；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同志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教授的致辞由其代表代为宣读，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所长姚檀栋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利民教授也在会上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李吉均先生到会祝贺。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康尔泗研究员为大会做了主题报告。他们的题目分别为：《农业与农业结构变革》，《黑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研究》和《黑河流域水资源形成与转化规律研究》。农业部、水利部和国家林业局的代表从政府管理角度分别介绍了由它们参与制定并负责实施的有关西部生态建设的项目和政策及其变化。 会议期间，共有18名代表在年会学术论坛上宣读论文或作专题发言，与此同时，代表们还就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建设政策两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代表参加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恢复专业委员会成立的揭牌仪式。滕藤理事长和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邓华陵教授为生态恢复专业委员会揭牌。 姜学民副理事长做了会议总结。 二 在年会学术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着新时期生态经济理论创新的方向、继续完善生态经济研究方法的途径，西部经济建设特别是生态建设中的生态经济问题，生态产业发展的前景和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政策、生态经济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军事等公共部门），以及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等，开展了学术交流。 关于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探讨，主要形成以下观点： 中国的生态经济研究是在借鉴生态学、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近20年的探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所取得的成果较好地满足了解释现实中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和宣传生态经济思想的目标，并为解决具体的生态经济问题提供了思路。从总体上看，其重点是论述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性，并提出尽快制止这种趋势的建议。进入新世纪后，生态经济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和地方制订和实施生态保护、恢复和建设的规划和项目提供服务。为了适应新时期和新任务的要求，生态经济研究的重点必须从“应该做什么”转为“能够做什么、究竟怎样做”，鉴于现有的生态经济理论在可操作性上还有一定的差距，生态经济理论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创新，需要借鉴生态科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经济理论的作用，生态经济理论工作者要加强与生态经济建设管理者的联系，要加强与旨在推广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的中介机构的联系，在我国生态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共同施展才华。 同时，要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如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问题和生态旅游业的研究。 关于生态恢复与建设政策的探讨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政策取向上，要把生态恢复建设与农民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把自然封育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恢复的重要措施，要加大草业建设和灌木培育的力度；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地区，有必要进行生态移民，以确保生态恢复和建设的成果。 要把生态用水纳入各级政府的用水规划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当增加生态用水的比例；地面上的植被的改善不宜以地下水位的下降为代价，为此，必须建立地下水位监测体系。 为了对广大为生态恢复建设做出贡献的纳税人负责，对广大为生态恢复建设付出辛劳的项目区农民负责，有关生态恢复建设的政府投入及其使用情况必须实行公示制度，通过各种媒体将有关信息公布于众，以实现由自上而下的监督到自下而上的监督的转变。 第二，对于学者来说，开展政策评价必须遵循学术规范。要对调查内容进行系统的设计，要有大样本的调查，要进行全面的分析并进行统计学检验，最后只公布通过统计学检验的调查结论。就此而言，研究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研讨中，与会代表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 1.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和学会会员应以课题为纽带合作攻关，共同把蛋糕做精、做大； 2.拟创办一份纯学术刊物，以促进和加强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 3.为了扩大生态经济学的影响，学会秘书处应与有关机构、有关部门人员协调和合作，组织编写一套教材，一本生态经济学辞典，并开展生态经济培训工作； 4.为了以更快的速度介绍生态经济最近研究成果，改善会员之间开展学术交流和通报信息的渠道，学会应设置自己的网页，《生态经济通讯》要设置专门的栏目； 5.为了优化学会理事的地域分布，应适当增加西部理事的数量。 三 会议期间，部分代表就如何进一步办好《生态经济》杂志提出了许多建议，对创办《生态经济学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大家共同认为，经过10多年的研究积累，特别是寻求科研经费的能力的提高，目前具备了创办《生态经济学报》的条件。鉴于正式刊号申请有一定的难度，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先申请内部刊号，使《生态经济学报》尽早问世，然后逐步走向正规。这项工作由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秘书处和生态恢复专业委员会负责。 经过与云南省代表的协商，初步达成了2004年10月在昆明市举行下一次年会的协议。这次学术年会将由云南省教育出版社《生态经济》杂志社、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承办。届时，希望大家带着新的研究成果在昆明再次相聚。 由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教育委员会主办、福建农林大学承办的“全国生态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于2002年7月28—30日在福州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代表向大会递交了30余篇论文。本次会议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精神，按照“双百”方针，提出了许多富有创建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与理论创新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刘思华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论“空的世界”经济学与“满的世界”经济学》的学术报告。他将研究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的经济问题的科学称之为“空的世界”经济学；反之，称之为“满的世界”经济学。他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物本经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生态与经济相分离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传统经济学相对应的“空的世界”经济学发展观表现为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生态危机与生存危机的同时并存，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经济学必须由“空的世界”经济学向“满的世界”经济学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首要问题是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中心环节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关键所在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 刘思华教授向生态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肩负的历史使命：拓展可持续发展经济科学的视野和领域，把新兴经济学科研究推上新水平和新的境界，创建新兴经济学综合的理论平台。这一理论的实质与特征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指导，以当今世界非主流新兴经济学为基础，科学综合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构建一种超越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满的世界”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大背景中科学揭示生态文明时代现代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饶会林教授对刘思华教授的报告给以充分肯定。他指出，传统的经济学是时间经济学（价值通过劳动体现，劳动通过时间体现），目前正在向空间经济学转变；传统经济学是半个经济学（只研究经济系统，不研究生态系统），目前正在向整个经济学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合作与协同。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郭熙保教授作为我国主流经济学的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向大会递交了《试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论文，并作了两次大会发言。他说，从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看，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的是资本积累、工业化、人口转移等问题，并不注重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早期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不重视资源问题，是因为发展与资源无关，没有资源优势的国家发展得很好；之所以不重视环境问题，是因为发展之初山清水秀，直到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才出现环境危机。实践证明，传统经济理论有缺陷。他在全面阐述了人口与发展、资源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的辨证关系后指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 可见，他也赞同新兴的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要取长补短。 杭州商学院杨文进教授针对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十分重要而生态经济学逐渐被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化的问题，专门论述了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他认为，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区别。两者的共同点是：两者研究的实质内容和目标都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将生态环境和资源作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内生变量来对待；都注重生态需要与生态文明内容的研究；有相同的伦理价值和目标等。两者的区别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比生态经济学要宽，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是狭义的生态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广义的生态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将社会制度等因素纳入分析范畴，而生态经济学则不然；生态经济学因其研究内容相对单纯，更容易建立较严格的理论体系，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由于无所不包性，难以形成其理论内核。 福建农林大学博士生导师林卿教授认为，生态经济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特征，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包括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在内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只有知识经济才能实现这种协调：知识经济可以改变资源供给基础，以无限的智力资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知识经济可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边际效益递增；知识经济可以扩大资源利用的方向和范围，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 杭州商学院柳杨青副教授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人的需要是“三个需要”的统一，并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性和可替代性。生态经济学应加强对生态需要内涵的研究。她认为，生态需要包括：对良好的自然和社会景观的需要、对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对足够的休闲活动空间的需要、对生物多样性的需要、对生态平衡的需要等。 中央党校贾华强教授发言指出，随着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可持续发展观念已经从不那么被人理解到被人理解和接受，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从研究转向课堂教学，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从民间转向政府的整体性指导思想。但是，与现实要求相比，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还是相对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做好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与传统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衔接，需要把生态环境问题由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向内生变量，需要使可持续发展研究由理论层面上升到法律和政策层面。 上海大学石士钧教授特别强调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指出，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经济手段，WTO正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契机，贸易与环境的协调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二、关于生态经济建设的实践与创新 1．生态经济建设的实践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以来的15年，是生态经济理论创新的15年，也是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的15年。如今，绿色观念深入人心，生态经济初露端倪。据不完全统计，吉林、海南、黑龙江、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生态经济建设已经进入政府运作阶段，北京、上海、云南、安徽、内蒙古、四川等省市则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福建农林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张春霞教授介绍了福建省进行生态经济省建设的进程和体会。她说，生态经济省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绿色经济。福建省的生态经济省建设突出了六大体系建设：生态效益型的经济体系、持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体系、良性循环的农村生态环境体系、可靠有力的生态安全体系、先进的科技人才体系。 福建农林大学许文兴教授分别阐述了福建绿色经济发展的绿色农业战略、绿色工业战略、绿色服务业战略等。并从政策上鼓励绿色生产、倡导绿色消费、建设绿色市场、开发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制度。 刘思华教授通过考察了解后向福建省政府提供了生态经济省建设的六大对策建议：一是寻找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切入点，解决生态资本的有效运作问题；二是致力于探索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生态创新有机结合的新型模式；三是学习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经验，实施生态城市发展战略；四是加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科建设，将这一学科建设成为省级重点学科；五是发挥绿色社团建设，抓紧筹建福建省生态经济学会；六是加强公众生态经济教育，提高人民生态道德和意识。 上海交通大学陈德昌教授以上海崇明前卫村为例分析了滩地资源开发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指出，前卫生态村可持续发展模式充分体现出复合型大循环、高技术渗透、集约化等特点。 湘潭大学陈湘满副教授认为，都市区生态经济建设十分重要。长沙、株州、湘潭都市区三座城市呈现“品”字型分布，湘江一水串起三市，建设集旅游观光、生态绿化、道路、防洪、科技园区、住宅区和重点小城镇于一体的带状生态经济综合体，即湘江生态经济带，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浙江师范大学张明龙教授对浙江省东阳市建设园林生态城市案例作了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四条经验：一是抓紧制订特色产品的系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