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   藤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在中国确立的发展理念的一次飞跃。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十六大以后一再强调的执政理念，其内涵是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深刻理解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发展观的阐明有一个形成过程。最初的提法是新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新的意味着区别于旧的仅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增长观，科学的意思是要把握住发展观的本质特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它拓展和突出了两个概念：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全面、协调。它与新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相比，内容更加丰富了，表达更加确切了，措施更加具体了。

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有一定的联系。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叶发源于意大利，形成于费尔巴哈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化运动，它是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要素。人本主义作为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对文艺复兴和17世纪科学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人本主义是对立于神本主义、君本主义的概念。神本主义强调“上帝的意志”和“神权”的观念，君本主义强调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统治一切的权威。人本主义强调人的作用。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西方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与以人为本较为相近的概念是“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观念，如孟子的“民为贵”思想，荀子的“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的思想。但是，它没有可能，也不是建立在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经济基础之上，而是立足于小农经济，因而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由于这些历史渊源，“以人为本”易为中外广大群众所接受，但也因此会被误解。

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形成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主流；以人为本，不仅把人放在首位，更把人民放在首位，强调人民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形成当代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它也有别于欧洲流行的生物中心论思潮。

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具有丰富的含义。在协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上，所谓全面，就是克服过于强调经济或过于强调生态这两种片面性，既看到经济发展需要依赖于生态环境的一面，也看到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恢复要依赖于经济发展的一面。所谓协调，就是妥善处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搞好五个统筹，而不是简单地将经济中心论转向生态中心论。

30年前，在许涤新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倡导下，中国开始形成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理念。西方先行发达国家走的是先追求经济增长，再利用积累的财富恢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但这种发展模式并不完美，历史地说来也不经济，而且中国的人均资源太少、人均环境容量太小，不具备模仿这种模式所需的资源和环境条件。经历30年的再探索，我们确立了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回避西方国家采用“先经济、后生态”模式所犯的错误，更好地实现经济腾飞和生态文明复兴。1982年，国家把“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写入了《宪法》；1984年，政府将环保提升为“基本国策”；1993年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明确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整体战略；2003年，最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环保运动，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冲突。重新审视、协调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成为当今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国际公约相继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追求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由此表明，从国际化的视野看，中国提出并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按照已确立的发展目标，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未来的20年里再翻两番。然而，曾为中国最近25年持续快速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以GDP的增长为核心，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损耗较大，经济与生态不够协调的传统发展方式，已难以持续下去了。从中国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近期要求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看，发展方向的匡正要比表面增长速度的提高更为重要，发展能力的形成要比物质产品的产出数量更为重要，发展方式的提升要比国际经济竞争的推进更为重要。由此表明，从实现中国经济腾飞、生态文明复兴的视野看，我国提出并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生态经济研究指导思想，第一，研究生态环境、生态规律和生态经济，旨在使它们更好地为人民大众物质和文化需求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服务，并非将生态环境、生态规律视为不变的自然规律，无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研究生态环境、生态规律和生态经济，旨在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第三，研究生态环境、生态规律和生态经济，旨在确立一套使人们能够判定做什么具有可行性，如何做最为有效的理论、方法和工具。

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生态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使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互补性越来越强，互斥性越来越低；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建设的关系，解决经济和生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有利于我们更有力地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建设，使我国更稳妥、更快速地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中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学会成立20年来，经过会员们的艰辛探索，基本上建立了我国生态经济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已成为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经济学分支，成绩斐然，令人高兴。在四年前的会员代表大会上，我围绕着“生态经济学已经做了什么，今后将做什么”这条主线，对生态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在这次年会上，我想从科学发展和整个经济学发展的视角，就生态经济学中尚需改进的方面谈一点意见。在学术界尚未形成自我反思的传统的情形下，讲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于生态经济学来说，敢于正视并努力弥补尚存的不足之处，对学科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近几十年，生态经济学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与此同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分支学科的进展也极为显著，具体表现为：理论体系越来越完善，逻辑结构越来越严密，分析方法越来越完美，求解工具越来越精巧，资料数据越来越充分，解释能力越来越全面，定量计算工具越来越发达。

生态经济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农林，后来拓展到工业，并在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商业、服务业一直关注不够，这是生态经济研究视野上存在的缺陷。生态经济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发展理念的阐释，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的界定，生态和环境危机的警示，并在这些方面建立了系统、准确的话语体系；但对定量方法、计量工具的关注一直不够，以致在研究领域中存在着思辨的能力、解释问题的能力较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较弱的缺陷。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经济的需求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具体，为了使生态经济学科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生态经济研究必须与时俱进，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展领域，不断地完善生态经济学科体系，加强系统分析、全生命周期分析等定量研究。

无庸讳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探索生态环境问题而提出的经济学科越来越多了。20年前，与生态经济学相近的学科只有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最近10年涌现出的相近学科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绿色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学等大大小小的分支学科。这些经济学科的称谓和侧重点确实有所不同，但由于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具有相似性，它们在内容上确实存在着很多交叉甚至重合。

对于这些相近的经济学科，有人试图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进行整合，其实较好的选择也许是顺其自然，理由有三：第一，实际上不可能有人能够做统一思想的协调工作，第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和能力要求所有人都接受一种学科体系，第三，理论传承的统一或画地为牢的分工方式，既不利于学者和学科的发展，也不利于有关问题的解决。

同基因、生物和生态系统需要多样性一样，研究生态和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科分支也需要多样性。多种经济思想的提出，既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正在形成的重要标志，而相近理论观点之间的比较、取舍，又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所在，百花齐放的源泉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相近学科增多将加剧学术竞争的一面，还要看到相近学科增多有利于相互促进的一面。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作为生态经济学家，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关注相近或相似学科的进展，充分挖掘它们的长处为我所用，例如循环经济广泛采用的产品全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归纳出简明扼要的3R原则，并把商业、服务业纳入循环经济体系等，对于这些非常有用的概念，我们要善于借鉴，善于取相近学科之精华，不断地完善自己，从而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素材与概念。

作为生态经济学家，要善于兼容并包。对不同于生态经济学使用的假设、概念、方法和工具，要采取博采众长的态度。

总之，生态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是深化探索，广泛借鉴，综合创新，使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更完整，方法、工具更精致，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愿意接受并使用的人更多。

我国的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引用过莱斯特· 布朗的一句话，即以生态中心论取代经济中心论的重要性，宛如历史上以“日心说”替代“地心说”。其实，“地心说”的提出者托勒密是一位中世纪神学统治下的科学家，“地心说”是他做了大量的观测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地心说”的重大缺陷是要满足他提出的48个假设的情形下才能成立，而这些假设是以地心论为前提推导出来的，是不科学的。哥白尼做出“日心说”这个正确的判断时并没有足够的定量科学依据，而仅仅是基于自然界的规律是简单而完美的，不应该依赖于如此繁杂的48个假设的认识。

生态经济学的提出也有相似之处，即当时提出生态经济学，更为主要的是扭转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而并非生态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了多少积累。当然今非昔比，经过多年的努力，生态经济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然而，学科体系建设永无止境，所以我们不应满足于现状，更不能以为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完美无缺了。如果我们没有不断完善生态经济理论体系的责任意识，没有认真对待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就不会有持之以恒地开展生态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动力，就不会有踏踏实实地填补空缺，弥补缺陷的工作态度，生态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严密、越来越精致的学科理论体系。

生态经济学的与时俱进，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本土化。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理论都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得出的，实际上都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值得高兴的是，中国的经济研究正在发生由“拿来主义”到“本土化”的转变。研究本土问题只是本土化的形式，本土化的确切含义是指以观察到的经验数据构建理论框架，而不是简单地把外文的理论框架转化为中文的理论框架。经验实证是理论与时俱进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对现象和数据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弄清现有理论不能解释哪些现象，才有可能在剖析这些经验现象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从而完成理论的创新或与时俱进。

二是规范化。形式上的规范化是指，在对某一问题提出论点之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形式”上的规范化是使生态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体系的最起码条件。更为重要的严格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即在基本假设可验证、问题边界清晰，数据资料完整、可靠，理论与方法论适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所有逻辑推论都不会被经验事实证伪的理论。而不能以观点、愿望替代逻辑推论，以比喻代替推理。

由此可见，本土化和规范化，是中国生态经济学实现与时俱进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方面。

在此，我想对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做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的表述：

关于理论：

1）坚持以人为本，以区别于以生物中心的西方观点；

2）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在保持生态环境不失控恶化，能逐步改善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3）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把全球化趋势纳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轨迹，以迎接生态社会时代的到来。

关于方法：

1）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

2）把地方（村、镇、县、市、省）的生态区域建设和中央统筹协调（也就是有关的法律、税收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政策）结合起来；

3）把现代系统分析、全生命周期分析、生态足迹等科学方法引入生态经济研究，努力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如何准确概括，还需要大家集思广益。

中国能否沿着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进，取决于实践而不是话语。然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说得多、做的少，甚至只说不做。例如，在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报告中，都有协调经济与生态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话语，搞的却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因此，要真正地、全面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还要做许多工作。其中较为重要的事宜是：在决策机制上要以核规制度替代核定制度，使所有不合乎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决策都无法付诸实施，消除核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实现依法决策的目标；在考核机制上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替代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民主监督的目标；在问责机制上，要以终身问责制和评审专家连带问责制替代首长问责制，以制止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实现权责对称的目标；在评价机制上，要完善评价的标准和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制止各种钻评价盲区的空子的行为，确保制度面前的人人平等，实现科学评价的目标。

在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关系方面，政府负有很大的责任，并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中国政府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覆盖了全国97%以上的县。其投资之巨，范围之大，目标之高，都创下了当今世界生态建设之最。

但全体公民的参与也非常重要。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环境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众参与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公众拥有知情权，是引导他们参与的必要条件。所以，必须实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构建公众了解政策、响应政策的渠道，使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1998年，35个来自欧洲和中亚的国家在丹麦签署了“奥胡斯公约”，随后又有39个国家加入该公约，公约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我国也在开展这方面工作，如每年的环境状况公报，每月的大江大河水质状况公报，每天的城市空气质量公报。但目前还存在着环境信息透明度不高、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尚需做进一步的改进。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是从区域和产业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其中，生态省建设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循环经济是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我们的参与应该加强在这两个方面介入。作为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两个主要抓手。

近些年来，生态建设已列入各级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1999年3月以来，国家环保总局先后批准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浙江、山东、安徽、广东等8省为生态省建设试点。江苏、陕西等省也在开展生态省建设的试点工作。

6年来，我国生态省建设的发展势头良好，生态建设重点工程进展顺利，生态产业有了新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进展。例如山东省，在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时间里将投资3600亿元用于生态省建设。海南省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有效地保护了中部和沿海生态敏感区的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已连续5年年均递增一个百分点，天然林面积恢复到19%左右。新建文明生态村1079个，累计达到2938个，占全省23310个自然村的12.6%；全省无公害农业基地面积达到160万亩，无公害瓜果菜产量240万吨，产值约38亿元，有23家企业的45个产品被评为国家绿色食品。黑龙江省在2003年1年里新增生态示范乡、镇(农场)55个，生态示范村(队)34个，生态示范区及试点112个，启动了一批集约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农用薄膜回收率达88%以上。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达到1810万亩，绿色食品年产量710吨，产值190亿元。

生态省建设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立足于区域内独特的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出发点，以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为基础，以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为动力，运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原理，对核心产业、重点工程、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经济布局合理，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生产力，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逐渐走向生态文明。

生态省建设是依据省人大审议、颁布的《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实施的，并通过目标和任务的层层分解，形成切实可行的目标责任体系，确保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不被破坏，对已遭受破坏的重要生态系统开展恢复与重建。

各省的经验表明，生态省建设通常分为层次逐渐递进的三个阶段。其中，启动阶段（2001-2010年）的目标是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形成生态产业的框架和生态建设的科技支持体系。推进阶段（2011-2020年）的目标是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步入良性循环，资源利用和更新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城市生态化进程明显加快，公众素质和生态意识明显提高。完善阶段（2021-2050年）的目标是形成以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为支撑，以生态产业为主体的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

1987年12月下旬，许涤新在他召集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生态经济今后10年是宣传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生态经济进入实践阶段后，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仍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促进生态省建设，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部分会员作为专家参与了数省的“生态省规划评审”工作，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作为协办单位，参与了“生态省建设论坛”的组织活动，并通过论坛上的交流、为生态省建设尽了微薄之力。今后，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亟待研究的三类问题上。一是生态省建设的宏观政策研究。包括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经济机制和奖惩政策等，以及国外有关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二是生态产业发展研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开展这些活动时，如何处理好政府调控、市场调节和社区参与的关系？如何使这些活动走上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三是生态省建设监控体系、标准和指标体系，包括空间数据的基础框架，生态省建设的动态模拟与决策支持系统，生态监测网络与管理的基础设施，生态省建设的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对于这些亟待研究的问题，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会员应该有所作为。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马凯主任在全国循环经济会议上指出：“概括地说，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这里，他突出了以资源利用为核心，从而强调了从产业而非主要从产品方面来实施循环经济，是中国自己的理论，与西方德国和日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自然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不断进化，最为关键是它具有两种机制，即生物体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资源的循环机制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机制。这两个机制实际上也是社会经济系统具有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所不同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这两种机制是内生的，而社会经济系统的这两种机制是外生的，它们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构建循环机制，实现“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开环流程到“资源－－产品－－资源”的闭环流程的转换，使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放出的废弃物不高于环境的容量或自净能力，使经济和生态具有相容性；通过发育市场体系构建竞争机制，促进技术、企业和制度的优胜劣汰。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更为关注的是循环机制，例如，定居型传统农业在配置上就具有“资源－－产品－－资源”的闭环流程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家庭和农村社区层面上的循环经济形态。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竞争机制，并且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得到解决，对循环机制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资源－－产品－－废弃物”为主体的开环流程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循环机制再次得到关注。经济流程从闭环到开环，再从开环到闭环，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建立在更高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在循环方式上发生了五大变化，即从企业（家庭）内的循环提升为企业间的循环，从农业内的循环提升为三次产业间的循环，从社区内的循环提升为区域间的循环，从小尺度的循环提升为大尺度的循环，从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循环提升为产出效益最大化的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3年，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7位，按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位居第3位，13亿人达到了总体上的小康生活水平。按照现在的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至2020年期间完全有可能再翻两番，从而实现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目前亟待要做的事情是，利用资源与产品相互派生、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和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三类途径，尽快完成从“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开环流程到“资源－－产品－－资源”的闭环流程的转换，使最终排放的“废弃物”控制在环境自净能力的阈值之内，扭转稀缺资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局面。具体地说。就是以企业为单元，推行清洁生产，建立“点”上的小循环；以行业或企业群为单元，延长产业链，建立“线”上的中循环；以产业群为单元，建立工业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互动的生态产业体系，建立“面”上的大循环，形成共生互动的生态产业体系。

为什么确立的目标不是零排放，而是将“废弃物”的排放量控制在环境自净能力的阈值内，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使环境所具有的自净能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第二，避免以损害人类自身的健康为代价的资源化。例如，地沟油、一次性医疗注射器、输液管等医疗垃圾的资源化，与我们倡导的循环经济是大相径庭的。

2004年9月26日，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并将于11月1日起施行。这一条例的实施，旨在规范政府、企业、公众在推进循环经济中的行为，为贵阳市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法制保障。贵阳市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山东兖矿集团已决定与开阳磷矿集团合作，投资25亿元共同参与开阳磷煤化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基地的开发和建设。20多个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的项目有了合作及投资者，落实资金4.3亿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贵阳市确定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政府能力建设项目唯一实施单位。德国政府也决定在中德两国环境保护合作总体框架内，重点支持贵阳市的循环经济建设。

根据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三个原则对现有生产体系的重新整合，是循环经济的主要内容。

在生态省建设中，省界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但生态省建设毕竟有特定的地域限定，所以它的重点是区域经济问题。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协调产业间、企业间、产品间的关系，把一、二、三产业更好地连接起来，它的重点是产业经济问题，不宜过于突出行政区划概念，这样，生态省建设和循环经济就会有比较明确的研究领域和分工，也有利于二者的协调。

在促进循环经济建设方面，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下属的工业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鲁北、抚顺、本溪、贵阳、泸州等地市进行了工业生态园区和生态市建设的规划、设计。为了更好地把生态经济研究延伸到服务业，把一次产业、二次产业和三次产业的研究整合起来，我们还准备成立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社会团体拥有的理论与舆论力量和政府拥有的行政力量形成合力，才能最有力地推动生态环境工作。作为社会团体，我们要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使生态经济学家和生态经济学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实现双赢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