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我国创建了生态经济学。20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紧密携手，为发展这一新兴学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今天，生态经济思想正在逐步深入人心，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生态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我国发展成熟，生态经济理论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生态经济学在我国的创建

生态学原则被有目的地应用到生产实践，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但当时仅局限于生态学个别规律的应用。60年代环境问题突出后，涉及工业污染、热带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继之而来的则是人口、粮食、自然资源的压力，直接冲击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生活。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矛盾，成为当代科学家寻求解决的焦点和面临的主要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迫切需要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人口又急剧增长的状况下，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以大量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在相当普遍的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自然资源实行了掠夺式的经营方式，破坏生态平衡，致使资源衰退，形成了农业的恶性循环。掠夺性经营的具体表现是：种植业广种薄收，重用轻养；林业过量采伐，重采轻造；草原牧业超载过牧，靠天养畜；渔业酷渔滥捕，重捕轻养。这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此后愈演愈烈，造成严重后果。”

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1980年。回顾20年来生态经济学发展历程，我们不能不想到曾支持及亲身参与这一学科建设的众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老前辈，更不能忘怀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倡导者、奠基者，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同志。

80年代初，许涤新多次提出要认真总结和对待建国以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要重视这些年来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指出：“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主导的一面，一般说，应该是前者，因为生态平衡如果受到破坏，这种破坏的损失，就要落在经济的身上。”这实际上是讲两个规律（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与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九个报告（《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关于生态经济理论的论述（把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而生态学是新的扩大的经济学的基础）是一致的。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得出相同的结论，说明这个问题的普遍性。

许涤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指出：“人类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自然条件，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环境体系的。马克思《资本论》多次提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指出的正是这一个问题。”

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观察研究，许涤新同志以其科学的敏锐性和前瞻性，在1980年8月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生态经济问题。他指出：“要研究我国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

同年9月，由许涤新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我国首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正式拉开了我国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序幕。这次座谈会上，许涤新、马世骏、侯学煜、阳含熙、王耕今等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在一起共同研究我国生态经济学问题，这是两大科学领域在生态经济学上的第一次密切合作。会后，通过《经济研究》向全国报道了讨论情况，摘要发表了会议发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生态经济学论文集《论生态平衡》；许涤新在这本论文集的序言中写到：“研究生态经济学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从许多有关的具体问题出发。如果不从生态经济的各个侧面，如林业、牧业、渔业以及水、土、环境等等出发，那么，我们就难于深刻地认识生态平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难于在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完善地处理经济与自然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难于正确地去认识生态经济学的总体。”之后一年里，《经济研究》连续发表生态经济学的文章，为生态经济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窗口。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创始，是我国生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许涤新是位学者，也是我国著名的理论家。他在20年前倡导的生态经济学研究，从今天来看，不仅对经济科学的发展是个重要贡献；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改革开放的关系结合得十分紧密。如果说，他倡导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在当时还不为更多人所认识，那么在今天，从理论研究到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都已使人们能深刻地感觉到研究这些领域的紧迫性。

为了尽快推动生态经济学在我国的建立，许涤新在古稀之年仍著书立说、奔走呼号，通过开座谈会、作报告、调研等多种形式呼吁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共同来关心生态经济问题。他还不遗余力地争取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以及经济学界、自然科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如陈岱孙、于光远、钱学森、马世骏、侯学煜，及有关业务部门的领导如李锡铭、曲格平等多方面的支持，并积极争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

1982年11月，由许涤新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城乡建设环保部、中国生态学会和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共同举办了“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这是一次跨学科联合探讨生态经济学的盛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推动生态经济学在我国的兴起，对促进生态经济学术交流，扩大研究队伍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84年2月，世界上第一个生态经济学术团体──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成立，得到了科学界、业务行政部门和中央领导的支持。万里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应该积极扶持，让他更快地发展起来。”“生态经济问题是具有战略性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好坏，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他希望“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组织起全国这方面的力量，从生态经济方面研究考虑我们国家的建设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力。” 他要求“生态经济研究工作者到经济建设实践中去，多做一些生态经济问题的调查，科研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结合起来，共同研究一些重大的生态经济问题，共同向国家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建议，为国家制定政策、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在这次大会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李锡铭、杨钟、边疆、陈岱孙、于光远、柳随年、刘国光、孙尚清都作了发言，共同强调了加强生态经济研究和以生态经济原则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会议一致推举许涤新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马世骏、王耕今、石山、孙尚清、阳含熙、曲格平、李宪法、陈岱孙、侯学煜、柳随年10人为副理事长，王耕今兼任秘书长。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其组成既有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有业务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体现了生态经济学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特点，也体现了多学科多部门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诞生使我国生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7年3月，在许涤新的建议下，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决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设置了生态经济研究室（现为生态与环境经济研究室），研究工作涉及整个生态经济学领域。这是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生态经济研究机构，它的建立对生态经济学科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许涤新不仅积极开展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在生态经济宣传、普及方面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3年10月许涤新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生态经济研究组创办了《生态经济研究》（内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份生态经济刊物。1984年12月，在许涤新提议下，学会又创办了《生态经济通讯》（内刊），许涤新还亲笔为刊物题词：“为了推动国内从事生态经济学的同志在研究上的不断进步，为了使生态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应用，为了使生态经济这门新学科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出美丽的花朵，我们出版这个《生态经济通讯》，希望热心于这门科学的同志给予大力的支持。”

1985年9月，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在北京举办了首次生态经济问题讲座；1987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和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又在昆明市联合组织了“全国生态经济问题讲座”，许涤新、石山率专家学者赴昆明讲学，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0多人参加听讲，上至省人大副主任，下至基层干部，有科学工作者，也有实际工作者。这次大规模的讲学活动对把生态经济学知识普及到全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许涤新直接关心下，经过积极的筹备，由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和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联合主办的《生态经济》于1987年正式创刊，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公开发行的生态经济学术刊物。

1987年12月下旬，许涤新召集学会的几位同志谈话，这是他召集的最后一次会议。那次会上许涤新提出“生态经济今后10年是宣传阶段”。许涤新曾经讲过，他十分同意石山同志提出的对生态环境要“大喊大叫”。为什么想到要“大喊大叫”，显然同他提出10年宣传的思想是有联系的。

许涤新虽然已经去世了，但他倡导的生态经济学这门科学，其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许涤新1985年撰写的《生态经济学探索》一书，已于1988年在前苏联翻译成俄文出版，也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点。许涤新牵头创建的三项世界第一，即创建生态经济学科、建立全国性生态经济学会、创办生态经济杂志，将永远载入生态经济学史册。

二、生态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

回顾我国20年来生态经济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0-1984年，在生态环境预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生态经济研究，创建了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中包含了从滥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转为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内容。这次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过去我们很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保持生态平衡，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1983年1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实现农业发展目标，必须注意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要求在这三大前提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正是在中央提出的三大前提的指引下开展起来的。

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对建国以来，由于政策、工作上的失误而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广大科学工作者对我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忧心忡忡，大声疾呼，其中，“小兴安岭林海面临危机”，“西双版纳森林资源亟待拯救”和“长江有变成第二黄河的危险”，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时期是生态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其研究核心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许涤新反复强调的“生态经济学的要求，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遵守这个规律，才能在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保持生态平衡的相对稳定，才能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而以整体利益为主导；才能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而以长远利益为主导”，体现了生态经济学最初的主要思想。

（二）1984-1992年，以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为标志，我国生态经济学进入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研究新阶段

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我国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环境科学家、农学家、林学家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重要性，并在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我国经济建设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所以，该阶段的生态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上，并以此为贯穿生态经济理论的红线，创立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的新学说。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成为我国生态经济理论的主流。这一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国生态经济学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我国生态经济学以至整个经济学理论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1987年9月，许涤新主编、一批生态经济学专家撰写的《生态经济学》的出版，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初步形成的标志。这一时期，自然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的学者，在实践中总结和发展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新原理。从基础理论、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到农业、森林、草原、渔业、城市、区域、乡镇企业等各个方面均有专著问世，达150多部。这些丰硕的理论成果，不仅为中国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我国实施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1992-2000年，确立与实施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阶段。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应作为全球的共同战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1994年我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同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在山西召开了“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理事长刘国光同志在其报告中指出：“新的形势，给我们学会带来了义不容辞的新任务，要求我们对生态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都要进一步深化，要从一般的宣传工作向扎实做好普及培训工作转变；要从理论概念的研究向参加实践工作转变；要从生态经济向可持续发展，将生态、经济、社会统一起来研究，拓展研究面”。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实践向深度与广度扩展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逐步形成了一种将引起现代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由于传统发展观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即它完全忽视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要维持自然生态财富的非减性，完全否定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即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完全违背了经济不断增加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一铁的法则。因而造成了人、社会和自然界的畸形发展。传统发展观已完全不适应当代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与它相对立的可持续发展观便应运而生。由理论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组织，王松霈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和由生态经济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刘思华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可持续发展理论，用以指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发展与应用的基本任务。人们认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律是研究生态经济规律和建立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又一次深化，它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密切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用性很强的科学。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以来，对生态经济理论及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出版了大量有关生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专著，其中以部门生态经济学特别是农业生态经济学发展最快，著作最多，有关森林、草原、渔业、区域、城市、水利、乡镇也都有相应的生态经济专著问世。其中影响较大，并获得全国报刊或全国学会评奖的著作如丁举贵、何乃维主编的《农业生态经济学》及马传栋著的《城市生态经济学》等。生态经济论文、研究报告更为丰富。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成果日益引起国外有关团体的重视，1994年5月，世界大自然基金会主动资助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刊《生态经济》出版英文版，向国外发行，介绍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纵观我国生态经济学发展过程，应该说，生态经济学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壮大、成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生态经济学必将会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要的理论保证。

三、生态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应用

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果。经过20年的努力，生态经济研究者和工作者传播的生态经济思想已经得到广泛的认识，不论是宏观生态经济问题研究，还是微观生态经济实验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此外，广大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工作，在运用生态经济学知识指导社会经济实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生态经济研究为国家制订适宜的环境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际材料。1983年中国政府宣布，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发展的战略方针，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这方面，生态经济研究者和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和调查结果，为国家制订环境政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2、协助起草和审定国家有关重要文件。1987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了《中国自然保护纲要》。该纲要是以许涤新为编写委员会主任委员，马世骏、曲格平等为副主任委员组织30多位专家编写的。《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强调了自然保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指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持久性、稳定性，有赖于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持续生产能力。自然保护要求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去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使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中国自然保护纲要》被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批示为具有宏观指导作用的纲领性文件。其后，我学会成员参与了《中国21世纪议程》的起草工作，为1994年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3、参与我国重要法律、法规的修改。1989年12月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法律规定“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1990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重申“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工业污染，积极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在资源开发利用中，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把环境保护作为评定政府工作成绩的依据之一，加强宏观指导，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增加环境保护投入，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受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先后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固体污染物防治法》等法律的修改提出具体的意见；受林业部的委托，对《森林法》的修改提出具体意见。

4、参与我国重要规划的论证。参加论证的规划主要有：《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和《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等。

5、承担国家、各部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课题和调查任务。主要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交办的《三峡库区及上游地区林业生态工程》课题的社会经济部分、国家计委交办的《中国速生丰产林建设规模、布局和管理体制》课题、原林业部交办的《林业产业政策研究》课题，农业部交办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几个生态经济战略问题》,国家民委交办的《热带、亚热带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参与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的《海洋生态经济学》，山西省政府委托的《山西省西山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优化开发》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七五”重点课题《生态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八五”国家重点课题《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经济管理问题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九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委托的《百年资源与环境》课题的“1980~2000年三废污染状况分析及今后50年的变化趋势”等等。

6、与实际部门联合，共同研讨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后，除了经常举办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对我国生态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广泛的研讨外，着重在生态农业方面进行实践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年来，多次会同国家环保局和农业部能环司积极推行生态农业，1984年10月在江苏吴县，1987年5月在安徽阜阳，同年9月在山西河曲，1988年10月在四川大足，1989年8月在内蒙古海拉尔， 1991年在河北迁安连续召开了生态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讨会，交流不同类型地区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经验，促进生态农业健康发展。

生态农业是按农业生态工程实施的，实质上就是农业生态经济。从80年代初进行试点，从生态农业户、生态农业村开始，逐步扩大到生态农业乡、生态农林牧场，由于效果显著，到1990年已经扩大到生态农业县。目前全国大约有300个左右的县在这样做。1993年冬，国务院七部委局联合成立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并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直接领导51个县作为实验县，1999年夏，组织专家组对这批县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验收，2000年3月召开表彰大会，宣布51个县均通过验收。与此同时，国家环保总局也召开会议为检查合格的33个县挂牌。这些生态农业试点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经济原理设计安排农业生产，均取得了很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明显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农业生态系统抗灾能力，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后劲。中国生态农业的成就受到了国际的关注，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选的“全球500佳”中，我国生态农业一批试点，如北京留民营村、浙江萧山山一村、辽宁大洼县西安生态养殖场、江苏泰县河横村、安徽颖上小张庄、浙江鄞县上李家村、浙江奉化县腾头村等荣获“全球500佳”荣誉奖；河北迁西生态农业县、山西壶关生态农业县、河北邢台前南屿村、浙江建德三都生态村、辽宁本溪大水洞沟生态建设示范场荣获“全球500佳”提名奖，说明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意义深远。

此外，由学会所属九个专业委员会（理论、城市、林业、农业、区域、教育、资源、塌陷、青年）与有关地区、部门联合组织的密切结合实际，为实践服务的生态经济问题研讨会，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7、普及生态经济学知识，促进提高全民生态经济意识。1985年9月，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在北京举办了首次生态经济问题讲座；1987年3月又与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云南省农村经济学会联合在昆明举办了生态经济问题讲座；1989年7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了“生态经济讲学会”；1993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合作，当年6~9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系列广播讲座，之后，讲稿汇编成册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发行，取得了大范围普及宣传生态经济的明显效果。

四、21世纪是我国生态经济学更大发展的世纪

社会实践的需要，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发展需要生态经济学，21世纪中国更大发展更需要生态经济学。过去20年，生态经济学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我国污染防治与环境保护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赢得人们的广泛赞誉。然而，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及工业化迅速推进，使我国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1）我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水土流失、沙漠化、草原退化的危机加深；（2）城市大气污染与水体污染日益严重；（3）城乡酸雨面积扩大、水资源短缺和人地矛盾日趋尖锐；（4）城乡生态环境又遭受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增长的极大冲击，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乡镇企业必然成为中国污染的总体；（5）气候异常，江河湖泊生态系统失调，自然生态灾害多发。总之，我们展望21世纪中国生态环境形势如何演变时，首先必须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在21世纪生存与发展，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看到我国始终坚持贯彻两项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切实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目标和紧迫任务。为此，1999年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并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订当地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组织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大规模生态环境建设。例如，吉林省、海南省在21世纪的发展定位，就是实现建设“生态省”的宏伟目标，云南省制定和实施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的发展战略，这些表明各级政府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地方正在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力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时代，已经开始转向大规模生态建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走向21世纪，我国生态环境正在迎来建国以来第一个建设高潮，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入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的新阶段。

当今世界正处在世纪的巨大变革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生态环境建设是推进现代经济发展“三重转变”的关键所在，是“三重转变”历史时期越来越重要的重大问题。伟大诗人海涅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时代都有它伟大的课题，人类解决了这个课题就使社会推向前进。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就是这样的伟大课题。因此，中国在21世纪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它将为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不断完善与发展提供最充足的源泉和最强大的动力，使生态经济学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展生态经济科学的视野和领域，把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研究推上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促进21世纪生态经济学有一个更大发展。过去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推动我国生态经济学更大发展，在21世纪初期，要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在我国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步运动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会涌现出许多重大的生态环境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成为21世纪生态经济科学研究的主攻方面。因此，我们必须投身于生态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概括新理论，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生态经济建设服务。

第二，从21世纪新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江泽民同志在199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下世纪将进入信息经济、科技先导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时代。”这段话反映了跨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和21世纪新时代的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出版的生态经济学论著，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只注重把生态环境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却没有把知识经济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就要求我们把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三重转变”的实践和新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探讨生态经济同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发展的关系，提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完善与发展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生态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场攻坚战。

第三，过去20年，我国生态经济学界对产业生态经济研究，因某些客观原因，重点放在农林等农业生态经济学研究（当然这是完全必要的）；而对工业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相比之下，则显比较薄弱，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工业生态经济学方面专著。这是不适应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的。21世纪前期，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而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生态化与知识化的时代潮流，在全球工业文明走向衰落与传统西方工业化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21世纪的中国必须在批判传统工业化的背景下加强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使工业化与生态化渗透发展，工业化与知识化融合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生态化与知识化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超越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光辉榜样。这就对生态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工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作出科学阐明和正确回答。这是中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建设赋予我们的崇高历史使命。

第四，过去20年，我国生态经济学界着重于宏观与中观层次的生态经济问题研究，而对微观生态经济研究相比之下，却显得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层次的企业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缺乏系统理论研究；二是对公众个人和家庭环保及生态经济问题有所忽视。社会每个公民既是生态环境灾难的受害者，又是生态环境的制造者，更应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建设者。对此，我们应该加强研究。最近出版的美国著名学者布朗新著《生态经济革命》一书中指出：“当世界以坚定的步伐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际，不管是大企业或中小企业，皆有其应克尽之责和课题”。“能否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应该也攸关企业的命运”。在这个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上，我们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科学阐明和正确回答现代企业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实施主体，是可持续发展的微观主体。唯有如此，才能最终解决生态环境建设这个伟大的历史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过去的20年间，为中国生态经济学做出积极贡献的许涤新、马世骏、侯学煜、李博、何永祺等前辈相继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科学事业。在生态经济学20年回顾中，让我们再次缅怀几位学科前辈的业绩，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进。在此，还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生态经济学创立与发展的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中青年理论骨干在我国生态经济科学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能在21世纪我国生态经济学科建设及生态经济建设中再立新功；还寄望于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一大批青年理论骨干，在21世纪生态经济学更大发展中，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施展自己才智与力量，为21世纪中国生态经济学的新发展做出新贡献。

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的时代正在到来，一个新的中国生态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航路已开辟，使命已明确，中国生态经济学和全体同仁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要以新的研究、新的创造、新的成果、新的建树来迎接21世纪中国生态经济学繁荣昌盛的时代。让我们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共同奋斗、共同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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